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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医闹”入刑九

发布日期:2015-11-4   浏览:4380   字号:

 

9月16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齐哈尔杀医案”被告人齐某某故意杀人案公开宣判,判处被告人齐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这也意味着让众多一线医生恐慌的“医闹”正式入刑,给医务人员吃了颗“定心丸”。
此次的修正案有两条涉及“医闹”,一是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二是第二百九十四条第四款,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罪。
由此,我们难免会回忆起近几年发生的医闹事件。近几年,医患关系紧张,聚众滋事、暴力伤医等事件在各地频发。从2009年的湖南辰溪县医院医闹事件,2013年的温岭杀医案、贵州黎平医院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至今年5月的河南漯河医院大型医闹事件,无一不扰乱着正常的医疗秩序。而更让我们痛心的是2015年3月31日,四川省人民医院普外科的一名主任医师,因医疗纠纷而自缢身亡。就在自杀前这名医生遭医闹长达8个月,精神压力太大,被逼自杀。
所谓的“医闹”,形式上看来是一种“闹文化”。 指的是“受雇于医疗纠纷中的患方,采取多种形式严重妨碍医疗秩序,通过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形式给医院施压而从中牟利的行为”。主要行为有私设灵堂、违规停尸、打砸医院设施、妨碍其他患者就医、封堵医院大门、阻碍交通、恶意投诉甚至殴打医务人员等。
“医闹”之所以在近几年的时间内迅速蔓延开来并呈现出职业化的趋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多方对非法利益的追逐。患方借医疗纠纷乘机敲诈勒索高额赔偿。从而出现了专人组织成立的职业医闹团队介入医疗纠纷,他们教会患方“哪里有空子可钻”,带领患方把医闹行为扩大化,把“闹字诀”当作“杀手锏”,最终获取收益。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一系列医疗事故也随之出现,让普通群众心中的白衣天使变成了为求一己之利败坏医德、视人命为儿戏的“恶魔”。药品经历众多“中间环节”、医院效益与医生工资挂钩等导致的“看病贵”问题让患方和职业医闹者认为医院有钱;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多数会选择花钱消灾的做法也加剧了医闹的发生。打击医闹,不仅要斩断职业医闹们非法获利的妄想,相应的法律制裁,对其的震慑作用也不言而喻。
在医闹事件中,患方总会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我们是老百姓,是来看病的,又不是学医的”、“陪床要钱、吹空调要钱,医院什么时候能不乱收费?”等往往是张口就来。弱势便成为了医闹者的“护身符”。而医疗事故在给患方带来的巨大的伤痛的同时,漫长的维权道路更是让其身心俱疲,正因如此,多数患方选择粗暴、见效快的医闹方式。但归根结底,现有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能充分发挥有效作用、合法维权成本过高、非法索赔得不到惩处应是造成医闹出现的根本原因。
医闹事件频发,其弊端显而易见,如加剧了本就难以调节的医患矛盾;对患者本身也及其不利,某些相对有一定风险的手术,多数医生不会选择实施手术方法治疗,从而避免风险。医闹事件也代表了社会长期积压的对医院和医生强烈不满情绪的宣泄,如不对其制止解决,可能会发展成破坏性更大的群体性事件。
治理医闹任重而道远,对医闹的严惩并非不保护患方权益,相反恰恰是保护了大多数患方的利益。加大对医闹的打击力度,便畅通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医患矛盾的正当渠道,从而促使更多在就医过程中对医生的诊疗行为存在质疑的患者采取理性的方式正当维权。司法制度完善的过程是医患重新构建互信的时刻,而从立法层面对“医闹”给予重拳出击,有助于人们提高对于医闹危害的认识,有利于依法打击医闹,保障公共医疗秩序,保障医务人员和患方的合法权益。
钟南山教授曾说“医患纠纷的根源在于沟通较少,甚至医患双方没有沟通。”如今,医闹入刑已成现实,但真正要解决医闹问题,需要医患双方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对抗。解决医患冲突,需要法治和制度保障并重,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健康和谐氛围。
 
 
  周东艳